1905电影网专稿 从开拍至今已过去十年，电影《蜂蜜的针》在3月28日正式公映。
“现在上映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它像一位好久没见的朋友，久别重逢。如果要对它说一句话，想说你好吗？希望它好。”编剧兼监制李樯这样描述面对影片登上大银幕的心情。
《蜂蜜的针》改编自德国当代犯罪小说作家英格丽特·诺尔的名作《一个好女人》。回忆当初的创作选择，这部小说吸引李樯改编的地方，是在于“日常”里的“不日常”。
“它不是惯常的推理悬疑小说，让你猜罪犯是谁。”李樯说，“作者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特别平常的人，甚至是身边熟悉的那些人，他们如何突然就犯罪了，犯罪的动机、心理，以及犯罪过后怎么处理自己的生活。”
在他看来，这样的故事与你我相关。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黑暗的小盒子，像潘多拉魔盒。无论是谁，都不能保证自己平安度过一生，搞不好在一念之间或者在一种不可理喻的状态里，就走向绝境，做出极致的选择。”
这让李樯想借由这部电影，探讨一个人性的谜题：为什么人会犯罪？这一谜题，最终凝结在女主角支宁身上。
1905电影网《对话》栏目专访李樯
支宁，是小数点后的余数
电影故事里，支宁是一个性格孤僻、社交疏离的农科院研究员。她对作家寇逸产生了极端的迷恋，偷窥、跟踪，一步步坠入黑暗深渊，从普通人转变为连环杀手，最终打破了对爱情的幻想。
“风起于青萍之末。”李樯说，最极致的事情往往由最微弱的东西所触发，生活就是如此。
支宁经历了前后四次关键的犯罪时刻，李樯逐一拆解这四次犯罪的心理动因——
第一次杀害寇逸的妻子，是无心之举：“在一种仓皇中出于本能的自保，是被动的应激结果。”第二次将阚天天推下悬崖，是她的主动选择。
第三次杀害澹台莺，是悲愤交集中的激情犯罪：“有临时起意，也有压抑在心灵深处的释放，是在主动与茫然之间的缝隙当中的抉择。”第四次犯罪，李樯称之为“亡命之徒”的状态：“只要能活着，只要能继续爱，就不顾一切了。”
对于支宁的形象、行为与她的命运，片名“蜂蜜的针”是一个巧妙的比拟。
“蜜蜂的针不会轻易蜇人，而是用来防御和保护自己。因为刺的同时意味着死——蜜蜂的针有倒钩，刺向以后，一拔就连内脏都拔了出来。所以它刺你的那一刹那，也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”
李樯解释，“这很像电影里的支宁，当她决定这样做，就是最后的末路，玉石俱焚、电闪雷鸣。这根针刺向别人的时候，也意味着她自己知道生命的终结，接受自己生命的销毁。这有一种壮烈感。”
这种壮烈，是一种悲剧吗？
李樯不这么看，生活很难用悲剧、正剧、喜剧简单概括。“你可以说支宁是悲剧，但她可能觉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选择——我甘愿如此，承担所有选择。”正如支宁所说：“我要定这个人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付出多少代价都要实现。”
在创作支宁的过程中，李樯坦言没有采取“共情式”的写作，而是尽量“客观”，让观众自己去读解这个复杂的人物。
在支宁身上，我们或许还能看到李樯过往作品女性形象的影子——《孔雀》的高红卫、《立春》的王彩玲、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的叶如棠等。她们都有着一种为理想或为欲望一头扎到底的执念，也都怀有一颗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孤独灵魂。
提到支宁与以往笔下女性角色的内在关联，李樯说，每一次创作他都不会考虑这些，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相似性，他打了个有趣且贴切的比方：
“大多数人有职业、学历、工作属性、家庭出身背景，都会有一个公约数，就是整数。我想写的是小数点后面的余数。比如4······3，我对4这个整数没有兴趣，我对3感兴趣。余数是除不尽的，就有特别独特的一种价值和可看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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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宁，就是这样一个除不尽的“余数”。
李樯说，我们旁观她的生命行为，会引起对人、对社会、对自己的理性、感性、冲动、野心、克制等方方面面的思考，和支宁形成互相观望的镜像关系。“人最大的命题，就是如何驾驭自己，如何反思自己，这是永恒不变的话题。”
因此，支宁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而是一个“公共的心理标本”。
袁泉，她完全燃烧了自己
《蜂蜜的针》是袁泉继《黄金时代》后与李樯的第二次电影合作。李樯一直特别喜欢袁泉的表演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，就想到由她来演绎。
在袁泉身上，有李樯所需的“一种悖论”。
袁泉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优雅知性、人淡如菊，有种淡淡的疏离感，这种气质与角色能够碰撞出不谋而合的反转感。“以我们的日常经验看，这样的人与犯罪完全格格不入。这恰恰是我写这个人物的理念——她怎么会杀人？可是她就杀了。”
这是袁泉从未有接触过的角色类型，表演空间极大。在外形塑造上，她头发稀疏，肤色蜡黄，体态佝偻消瘦，如草木般凋零枯萎；在情感表达上，无论是释放极端情绪的爆发力，还是波动内敛的心理层次感，她都诠释得非常细腻、到位。
对袁泉而言，塑造支宁的整个过程相当艰难。这是与自己有着巨大反差的角色，她需要凭想象来理解支宁内心里反复闪现的单纯与幽暗。
李樯剧本里的文字，也为她合理塑造角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。比如该如何理解支宁对寇逸的欲望？
袁泉透露，支宁在文学讲座上第一次遇见寇逸时，剧本里写道她有特别强的身体反应，心脏跳动得难以呼吸。这种强烈的冲击感发生在寇逸解读小说《简爱》的时刻，她几近荒漠的感情生活状态，在这一刻涌出了泉水。
支宁对寇逸的这种“爱”，其实并非爱情，更多是自我情感缺失的投射，是一种病态的捆绑。
李樯用“完全燃烧”来形容袁泉的投入程度。袁泉的表演比他对人物的描写还要丰满，有一种意外的收获。
“这里面的心路历程，只有她甘苦自知，但我能看到她为这个角色全部燃烧了。她每一场戏都赋予了这个人物内涵之外的外延。每一天她都特别让人诧异，每一天她都陪伴这个人物穿山越岭，每一天都在制造不可预期的行为和结果。”
除了袁泉，电影集结了宁静、俞飞鸿、齐溪、陈冲等一众实力派女演员，女性群像，精彩飙戏。
不少观众评价，这些演员与各自角色的特质“很贴合”，李樯倒不这么认为：“你们看完觉得贴合，是因为她们完成度好。其实对她们来说都很艰难，并不是便利的表演。”
阚天天霸道、强势、有攻击性，一般这种角色很难可爱，宁静则演出了让人讨厌又喜欢的双重价值。“这是她出众的技术和塑造能力，不是因为与她性格接近。”
俞飞鸿的角色澹台莺也不讨喜。“这个角色容易招人烦，她能演得让你对这个人物有思考，不是简单的讨厌或不讨厌。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，她演出了前史，演出了处境，演出了艰辛与得意。”
“所以没有贴合这回事。”李樯强调，“这是靠她们自己作为出色的演员，方方面面的实力，跟剧本中的角色发生了碰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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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表达不做预设，我只是在分享
从原著小说到电影改编，李樯的创作核心之一是落地化，与中国的社会、环境、土壤相适应，这是他在剧本期间重点攻克的问题。
人物也重新“生长”了起来。“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些人物是似曾相识的，是我们中国人能感受到的，这是我写作的根本努力方向。”
电影最终描绘出了一幅基于中国本土社会面貌的典型“众生相”——
孤独封闭自我的支宁，风流却自恋软弱的寇逸，热情奔放但缺失边界感的阚天天，气质高雅、欲洁何洁的澹台莺，言辞犀利的知识分子兰若心等，不同阶层、不同职业属性、不同价值取向的人，共同构成了这个故事。
除了尝试改编国外小说，《蜂蜜的针》也是李樯第一次写犯罪题材故事，不再是过往他所擅长的文艺式表达，而是挑战类型片的写作，同时不丢失严肃深刻的内涵。
李樯谦虚地说，这就像是一次“扬短避长”。
他还这样比喻，自己从年轻时候特别嗜好某一类美食的“挑食者”，转变成了寻找不同风味的“美食爱好者”。他希望写出更加新鲜、没有涉猎过的内容，例如这一次写“几个女人的故事”，下一次可能就写“几个男人的故事”。
有不少观众指出，《蜂蜜的针》是十年前写的剧本，却很有“预见性”，因为当下关注这类中年女性处境的电影的确越来越多了。
李樯对这类说法的回应显得淡然：“人与时代的关系，没法预谋，也没法算计。现在是什么潮流，我也不知道。可以把这当成偶然，当成必然，也可以当成豁然，我没有总结过。是那些人物天然触动了我，引起我的写作冲动就去写，并没有预设或前瞻性的设计。”
穿过十年时光，《蜂蜜的针》面向如今的市场，李樯没有太想要传递给观众什么，因为意义的诞生，从来都是自发的结果，他更想与众人分享——
“分享一个叫支宁的女人，一个叫阚天天的女人，一个叫澹台莺的女人......这些女人身上的故事都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值得我们去看她们的命运，看她们活着的轨迹，看她们活着的价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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